1962年初，北京西花厅的炉火正旺。负责接待的警卫刚送走一批客人，门口又来了位年轻人，他递上条子：“彭伟光，请见总理。”很快，总理招呼他进屋。寒暄几句后，彭伟光压低声音，只说了一句，“涂木匠的事，您知道吗？”这一问让周总理眉头紧锁，他放下茶杯，只留下两个字：“细说。”
事情要从三年前说起。1959年整风整社期间，时任第二机器工业部工程师涂作潮突然被指“历史不清”，行政连降两级，还开除了党籍。文件下达到车间，许多老技工直摇头：这人是1924年的老党员，红军最早的无线电厂长，怎么会出问题？可那时风声紧，没人敢多问。
档案里能查到的材料有限，却都指向同一个名字——“木匠”。熟悉涂作潮的人知道，这正是他在十几年前上海潜伏时的代号。可真正的故事，远不是几页纸能写清的。
往前推到1937年冬。淞沪已成焦土，虹口一条不起眼的小路上，有家挂着“恒利无线电行”招牌的小店。掌柜蒋林根三十多岁，神情温和，能和洋行茶房聊英语，也能和码头小贩讲上海闲话。谁也想不到，他其实叫涂作潮，是周恩来亲点的“木匠”，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无线电骨干。那年腊月，他把仅结婚五年的妻子张小梅叫到阁楼，留下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要是我回不来，你就带孩子去找毛泽东。”张小梅似懂非懂，仍记住了每个字。
这句嘱托源于突如其来的变故。涂作潮的学生、也是生死搭档的报务员李白被捕，整个网络岌岌可危。为保全其余同志，组织命涂作潮即刻撤离上海，奔赴新四军军部。临行前，他烧掉全部账册，只带走一只手摇发电机和一张空白电台设计图。
1943年春，新四军驻扎淮南。前线夜色漆黑，电话线经常被敌特剪断，偏偏要和延安保持日夜通报。涂作潮用那张自绘图纸，带着几箱废铜烂铁，十天拼出一套可背负的短波电台，重量不到六公斤。此后两个师几乎同时收报，指挥精确度大幅提高。谁若说技术无情，看见他守着焊枪熬到天亮的背影，大概会改口。临近中秋，延安发来嘉奖电，毛主席在电尾亲批：“木匠立大功。”
战争结束后，电台声浪渐远，身份却成了包袱。进入五十年代初，许多地下工作者因保密需要没有公开履历，涂作潮就是其中之一。技术骨干可以低调，政治档案却不能含糊，于是各种猜测接踵而至。有人怀疑他曾在租界与洋人来往，有人翻出他曾用名蒋林根，还有人完全不认识他，只看见“空白一段”，便写了“问题待核查”。
到了1959年，风向突变。处理意见下达那天，他从三机部办公室出来，脸色很平静，只在口袋里摸了摸那把生锈的小刮脸刀——当年周总理在西安用过的那把。老同事劝他写申诉，他摇头：“别给组织添麻烦。”
三年时间，说长不长。就在涂作潮以科员身份躲在实验室弄零件时，西花厅的那次对话改变了局面。第二天，总理批示飞往几处：一查1924年入党记录，二核对中央特科电台花名册，三询问老红军无线电总队。不到一周，事实浮出水面。周总理批红字：“此人功绩显著，处理失当，立即纠正。”同年十一月，涂作潮党籍恢复，行政级别按原职核定，调至四机部继续负责科研。他拄着拐杖走进部里大院，门房老兵先是愣神，随即立正敬礼。
六十年代初物资匮乏，他干脆把工资里大半拿去买元件，在家里折腾小功率发电机。邻居说他“像孩子玩积木”，可实验报告递上去，几项数据恰好解决边远地区短波供能的问题。有人问他累不累，他摆摆手：“比起当年在淮南挖旧弹壳，这算什么。”
1976年一月，北风呜咽。周总理灵堂外排起长队，涂作潮坐在轮椅里，被人缓缓推到内厅。他举起失去知觉的右臂，想敬礼，手却抖得厉害。身边工作人员轻声提醒，他没答，只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念了一句：“首长，我来报到。”这句话说完，再无多言。
1984年年底，涂作潮病逝。骨灰盒很小，随同放进去的仅有一只修补过无数次的刮脸刀、一枚退役电台的调谐片和一页褪色的电报稿。那页纸上，中共中央西安地下组织的呼号清晰可见，落款是三个醒目的字：木 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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