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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炒股配资他提出：东线若能先夺砥平里

“1951年2月10日夜里两点，你们到底要我怎么挡？”电话那头，韩先楚压低嗓门，却掩不住焦急。山口的寒风灌进指挥所，参谋们的手电在地图上晃动，战局像被拉紧的钢丝——稍有差池就会崩断。

三天前，中朝部队刚结束第三次战役的追击，美军司令李奇微却以罕见速度重整补给，主动发动反击。志愿军原打算全面休整，补充弹药与棉衣，如今只得硬着头皮顶上。总部为此拍板“西顶东放”：西线由精锐第38军堵住美军，东线借南朝鲜部队战斗力薄弱之机，实施侧击，力争各个击破。纸面上的框架看似简洁，可落实到山川河谷，每一寸都埋着荆棘。

西线总指挥韩先楚带着第38军、第50军和人民军一个军团死扛汉江走廊，压力山大。他提出：东线若能先夺砥平里，既切断敌人南北补给，又能随时支援西线，一箭双雕。东线总指挥邓华则坚持另一套思路——打横城。理由很直接：横城敌人集中，一旦消灭大量有生力量，砥平里自然不攻自破。二人各执一词，参谋长每回合都要在电话里重复双方火力、地形、距离的数据，却依旧难以说服对方。

彭德怀审阅报告后，把争论电报北京。中央军委几经权衡，最终采纳邓华方案——先横城后砥平里。表面看，这是对东线“歼敌数量”指标的重视；深层原因，还有志愿军后勤短缺：攻势必须在较短距离内完成，否则运输线被空军切断，双方拉锯将陷入被动。

2月11日晚，黑云压顶，四个志愿军军和两个朝鲜军团在雪雾中摸向横城。南朝鲜第8师与第3师被挤进山谷，夜色里口令混乱，数次误把自己人当敌人开枪。两天两夜，志愿军歼敌1.2万，俘虏逾七千。战报传回总部，韩先楚沉默片刻，只说了一句：“既已开弓，盼东线再下一城。”

然而，横城捷报并未让战局雨过天晴。彭德怀从无线电里听到第38军“弹药不足”的呼叫，眉头越锁越紧。要缓解西线压力，就得尽快撬掉砥平里这个关节点。2月13日夜，40军119师临危受命，一口气直插砥平里。此时情报仍停留在“守敌一营”，部队带着十几门迫击炮匆匆出发。雨夹雪，山路泥泞，连背负弹药的骡马都滑倒。

砥平里并非空壳。李奇微与法军营长拉尔夫通话，命其死守，随后又调来美2师23团、一个炮兵营和坦克营，总兵力接近六千，把防线压缩成直径1.6公里的铁圈，形成“炮火荷包阵”。等志愿军冲到近前，才发现对面火网密如织布机。一夜鏖战，敌人缩在坦克、铁丝网和炮兵构筑的钢堡内，伤亡远低于预期；我军则在坦克照明弹与探照灯交替照射下付出惨重代价。

次日拂晓，空中响起螺旋桨轰鸣。美军F-51与B-26轮番投弹扫射。志愿军山谷间缺乏防空火器，只能就地隐蔽。傍晚再攻，仍被迫撤离。三天里，部队弹药逐渐枯竭，炮弹仅剩百余发，每轮射击都得精算角度；电话线时常被炸断，徐国夫师长甚至靠旗语联络，喊哑了嗓子。

2月15日下午，东线气温骤降到零下二十摄氏度。突击连冲进敌壕，与法军贴身肉搏，大刀、刺刀、枪托齐上。胶着时，又一波美机喷火燃烧弹覆盖阵地，志愿军被迫后退。参谋报告伤亡数字已经超出横城两倍，仍看不到突破口。温玉成军长请求增援，彭德怀沉吟许久，最终下达撤退命令：“保存实力，转入防御。”

16日清晨，部队在山林中撤离时，雪面留下大量冻血痕迹。砥平里战斗未达预期目标，东线未能完全撼动敌军防线；西线因缺乏立体策应，也无力再撑，遂全线后撤。志司总结会上，邓华主动检讨：情报不足、指挥链条过长、联络困难，皆自身责任。彭德怀拍拍桌面，没有苛责，只说：“仗还长，不必多语；下回再犯，要命。”

有意思的是，这次分歧并未影响两位将领日后的合作。第四次战役后，韩、邓在针对“五圣山”防御线的布置上又一次站在同一战壕；彭德怀也始终保持“意见靠拢、步调一致”的原则，以确保整体战略目标不被个人荣辱所左右。实战证明，分歧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把分歧拖到敌人面前成为破绽。

值得一提的，还有作战背后的空中维度。苏联援助的米格-15此时虽频繁出击，却受制于“鸭绿江以北不得越线”的限制，无法直接掩护砥平里地面部队。空地失衡，让志愿军在日间攻击时几乎裸露在敌机火力下。指挥员必须选择夜战，而夜战又放大了火炮、照明弹和坦克的优势，构成难解悖论——这正是第四次战役后期志愿军屡遇瓶颈的根源之一。

总结这场“横城—砥平里”组合战，数字之外更应看到指挥艺术的博弈：韩先楚聚焦交通要点，希望先剪断“神经”；邓华盯住敌主力，意在削其“血肉”。彭德怀介入，先让东线打出歼灭战，再图枢纽，本属合理。遗憾的是，情报差与空中劣势打乱了节奏，最终只能收兵。战场上任何一步棋都成本高昂，失误不是某个人的错，却必须有人扛下检讨，这也是战争铁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