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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十倍杠杆平台但自然选择只能看到整条染色体

“在生物的世界里，高智商并不总是一个加分项”，这句话似乎与生物学的普遍认知相悖。首先，智商和智慧并非同一概念。

至关重要的是，智慧的出现需要生物体投入巨大的进化成本，这不仅包括顶尖的生物资本，还涵盖了无数底层的基础建设。进化的机制是极为节俭的，生物能成功繁衍后代就意味着进化资源的优先分配，而不是投入到其他非繁殖相关的特性上——因为这些额外的投入会降低生物在繁殖上的竞争力。这一点，在细菌行为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在相同环境下，生长周期短的细菌会迅速淘汰生长周期长的细菌，而它们之间并没有任何攻击行为，只是争夺了所有资源。在更高级的生物中，这个机制可能更加复杂，但其基本原理自下而上都是一致的，比如，穆斯林家庭普遍生6、7个孩子，而欧洲的白人家庭通常只生1到2个，如果不改变这种趋势，那么四代人之后，穆斯林的人口将超过欧洲。

生物的复杂性是受竞争压力驱动的。那些静止不动、只需晒晒太阳就能繁衍生息的生物，根本不需要智慧。一点点智慧对他们来说都是多余的。智慧的代价是生长周期延长、后代间隔时间变长、子孙数量减少。

无论智力如何，任何向这个方向的变化都会降低生物的繁殖竞争力。从有了叶绿体开始，植物的进化路径就与那些没有叶绿体的真核生物分道扬镳，而这条进化道路上的所有策略，都围绕着叶绿体进行，智慧并没有空间。

同样，那些没有叶绿体的生物进化路径，也不必然导向智力的出现。比如真菌，它们没有叶绿体，而是采取寄生的方式生存。寄生是一种简单而有效的生存策略，甚至许多动物也采取这种方式。我们听说过有智力的寄生动物吗？

只有在严酷的外界环境中觅食的动物，才需要智力。

而捕食其他动物的则需要更高层次的智力。智力的出现，是因为这些动物在能量生产方面，相较于通过光合作用和寄生方式生存的生物来说，处于极大的劣势。肉食动物、植食动物、植物这一简单的食物链中，每一步的有机物转化效率只有10-20%。

换句话说，一个以肉食为生的生物，它利用阳光、水和二氧化碳获取物质和能量的效率，不到植物的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四。这正是它们需要智力的原因。如果它们的智力水平与植物一样，那么可能在短短几代之内就会灭绝——也就是说，这样的生物从未存在过。在如此严峻的生存压力下，如果不够聪明，就只有死路一条。

于是，不够聪明的生物逐渐灭绝，而稍聪明的生物则有机会繁衍更多后代，久而久之，动物的智力水平就逐步提高了。然而，这种智力并不必然导向人类智慧的高度。人类的智慧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话题。

接下来，我们以问答的形式具体回答一些问题。

问题：如果仅考虑植物，它们同样在争夺光和水等资源，为何没有发展出智慧？

以上回答中，我为了简化表述，将原问题中的“大脑”和“思想体”概括为“智慧”。然而，这种表述并不足够精确。

植物之间的确存在资源竞争，且表现出相当复杂的行为，其中蕴含了一定程度的智能。例如，不同植物在传播种子方面有着不同的策略，涉及优质空间的竞争。

有些植物通过自身力量将种子喷射出去（如一些豆类），有些则通过投入大量资源吸引昆虫帮助传播。有些植物采取广种薄收的策略，有些则通过少量但成功率较高的传播方式；有的植物甚至能根据每年外部环境的不同，调整种子传播的远近距离。这些看似“聪明”的行为，并不是大脑或思维体系的产物。行为的复杂程度也并不直接等同于智能。

生物在应对外部刺激/压力、执行适应行为时，有两套不同的系统，可以分别称之为V1和V2。V1系统以基因为主导，通过化学物质在内部体液中传递信息，有时也涉及水和空气中的信息素/外激素。所有生物都有V1系统。

V2系统则建立在V1系统之上，以神经系统为主导，通过神经传递的电位冲动传递信息。大脑或思想体是V2系统发展到高级阶段后，部分神经细胞聚集形成的处理中心。需要注意的是，V2系统由V1系统构建，并且在运行过程中受到V1系统的大量干预。

例如，在人类智慧的层面，情绪（例如激素和神经递质）会干预V2系统的运作。换言之，人类的智能行为大部分时候仍然由情绪主导。V2系统仅存在于较高级的动物中，其复杂程度与动物的复杂度密切相关。我们所说的高级动物，其V2系统相对复杂，处理中心更加发达。

V1和V2系统的本质区别在于，V2系统的反应速度远超V1。V2系统是为了应对需要迅速反应的外部压力而产生的。因为基因组信号网的反应速度较慢，需要通过体液中的信号物质扩散传递，并且要等待基因组慢慢制造新的蛋白质以执行行动。而基因组本身在压力下作出调整的速度，更是需要以“代”来计算。

植物面临的资源竞争，如阳光、空气、水、土壤和空间，是外部环境变化缓慢的因素。因此，V1系统已足以应对。而动物面临的资源竞争，如空间移动、猎物/捕食者、高考等需要短时间内处理大量信息的因素，因此必须拥有V2系统。

这里要再提一句关于人类智慧特殊性的观点。这个高度并不是普通动物性竞争压力能够实现的。我认为，人类智慧的产生是社会生活、配偶竞争、外部环境剧变三者同时达到顶峰的结果。

一旦语言产生，即社会个体间的复杂通信协议确立，竞争的军备竞赛便无限升级。人类的大脑如同脱缰野马，发展一发不可收拾。现在，它甚至开始研究基因组的奥秘了。

问题：对于个体来说，情绪（即V1系统）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实际上，V1对V2的干预是系统运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例如，肾上腺素可以动员V2系统的高能状态，也就是在危机时刻让人感官功能提升，使古老的“打-逃选择”策略接管大脑。

再比如多巴胺，没有它的调节，V2系统的奖惩机制、学习能力、审美等高级功能都无法实现。绝对理性从未存在，理性就像一座半埋在感性大地中的前卫建筑。因此，V1带来的“非理性”只能被接受。感性既是来源，也是目标。

你的V2系统构建了一个如此精细的世界模型，费尽心机，不都是为了让自己在这个世界中过得更愉快吗？你的V2系统设计出无数策略，不都是为了实现自我提升、满足雄性激素的渴望吗？你的V2系统发挥出神一般的预测智能，为孩子计划到30年后，不都是为了基因组那个永恒的任务——繁殖吗？

基因组在你的体液中偷偷添加几种化学物质，于是你就被世间最伟大的爱所淹没，看着自己的孩子，那种甜蜜、伤感、脆弱、隐隐恐惧的情绪油然而生。基因组甚至在婴儿的头皮上保留了一些原始信息素，让别人一闻就知道、爱心爆棚，让哺乳的母亲自己喷奶。

问题：为何只有人类拥有如此高的智慧，基因为何疯狂地关注智慧，而非直接依靠非条件反射和肌肉能力，在食物链中更易于取得优势？

的确如此。在地球生态圈中，人类的智慧高得离谱，人类的大脑是过度发展的器官（尤其是新皮层）。无论是对抗无生命环境还是猎物/捕食者，似乎都不需要如此夸张的能力。既然进化是节俭的，为什么要进行如此大的投资？

这里涉及到进化论中经常被忽视的一个问题。人们提到驱动进化的压力，首先想到的往往是生存压力，如你追我逃、黑色素抵抗紫外线等。然而，繁殖选择的压力同样重要。对进化而言，活着却未能留下后代=死亡。繁殖选择对进化的驱动力量，在某些场合远超生存选择。

有一现象足以揭示自然之谜。

在动物界，那些过度夸张、对生存似乎并无实质益处，反而耗费巨大资源的特征，往往源于同种物种内部激烈的繁殖竞争压力。以孔雀为例，它那华丽的尾羽、某些雄鹿头上显眼的大角，它们的存在似乎并不符合生存逻辑。为何雌性偏爱这些炫耀之姿？众说纷纭，有的说是展示健康与富足的信号，有的认为是无寄生虫的证明。

然而，究竟哪种解释最初触发了这种偏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孔雀的择偶仪式中，雌性总是倾向于选择尾羽最夸张的雄性，这几乎成为定律。这种强烈的选择压力，在进化的天平上化为一条不平等式：“尾羽不够绚烂=后代无望”。

于是，一代代的择偶筛选，使得夸张的尾羽基因愈发流行，愈发强大，形成了一个无限的正反馈循环，亦即一种无休止的内部竞争。雄孔雀便成了今日这般模样。换言之，这种夸张的特征是两性选择策略的产物，而罪魁祸首在于雌性的择偶品味——可能起初只是偶然形成的。繁殖选择压力之所以远胜生存选择，正是因为它只要获得合适的初始条件，就能无止境地升级，而非像外部压力那样总有物理极限制约。

在我看来，人类智慧的夸张表现，并非源于与自然环境的斗争，也非完全源于工具使用过程中的互动，而是同样源于同种物种内的择偶竞争。而在这个合适的初始条件组合中，语言的萌芽很可能扮演了核心角色，这一点，大脑新皮层功能区结构提供了线索。

相比之下，其他高等社会动物的小团体内择偶竞争则远未如此激烈。狮子只需在斗争中胜出，黑猩猩则是一半依靠力量，一半依靠政治联盟。而在早期人类的小团体中，择偶优势很可能高度依赖于政治手腕与关系网络。

因此，语言——这种个体间沟通的“网络协议”——变得至关重要，尤其是在进化出共情、换位思考、操纵、欺诈以及相应防范能力等高级功能时，智力发展进入了军备竞赛的轨道。智力发展带来的额外好处也随之溢出，超越了单纯的择偶范畴。

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进化生物学界：为何高级生物需要两性参与才能繁殖？为何这种繁殖方式需要消耗额外资源，难道不是自我繁殖的生物更具传代与进化的优势吗？这个问题堪称进化生物学的“王冠之谜”，与生命起源问题同等重要。几乎每一位进化生物学的大师都有自己的见解，争论不休。在此，我无意在有限的篇幅内尝试解答，仅介绍一个有趣的现象和一个深刻的见解，以供品味。

现象来自科普作家Matt Ridley所著的《The Red Queen》一书中提及的一种单细胞真核生物。它们生活在淡水池塘中，被认为是较为原始的生物形态，兼具无性生殖（出芽克隆）与有性生殖能力。

通常情况下，它们连续数代通过克隆繁殖，然而在气候不佳、池塘干涸之际，整个种群会突然转向有性生殖。随后的艰难时期，种群的存活率虽低，但总会有若干个体通过有性生殖存活下来。池塘重新注水后，它们又恢复了高效的克隆繁殖。

观点则摘自生物化学家、科普作家Nick lane的《The Vital Question》一书，书中阐述：有性生殖能够打破固定的基因组合，让自然选择能够单独审视每一个基因，就如同我们特性的独立展示。这有助于生物抵抗寄生物侵袭、适应环境变化，以及维持种群内部必要的多样性。

就像中世纪的石匠，即便雕刻的石像背面会被遮挡，他们也会细致入微地精雕细刻，因为上帝无所不见。有性生殖也是如此，它让自然选择的“全能之眼”能够逐个审视每个基因。有性生殖使真核生物拥有“流动”的染色体，基因版本不断变化，使自然选择能够以前所未有的精细程度影响生物个体。

设想有100个基因排列在一条染色体上，它们不发生重组。

对于这种固定组合，自然选择只能评价整条染色体的适应度。假如这条染色体上有几个至关重要的基因，稍有突变便会导致生物死亡。而对其他不太重要的基因，突变则几乎不会引起自然选择的注意。轻微却有害的突变在这些基因上逐渐累积，因为它们造成的小危害，会被保留的几个关键基因带来的巨大益处所抵消。

长此以往，这条染色体及生物个体的健康状况会逐渐恶化。男性的Y染色体正是如此，由于无法进行基因重组，上面的绝大多数基因都在慢慢退化，只有少数几个关键基因受到自然选择的影响，保持活力。最终，整个Y染色体有可能消失，如土黄鼹形田鼠便是一例，其Y染色体已完全丢失。

但如果自然选择过于积极地作用于固定的基因组合，结果将更为严重。假设某个关键基因发生罕见且极为有益的突变，它带来的显著优势会使这一突变迅速扩散至整个种群。

拥有这个新突变基因的生物因优势明显，在种群中的比例日益上升；最终，这个突变基因会达到“固定”的程度，即种群中所有个体都携带它。但自然选择只能看到整条染色体。因此，这条染色体上的其他99个基因也会搭便车，在种群中固定下来。这是一场灾难。

假设每个基因有两三个版本（即两三种等位基因），原本100个基因能产生数以万计甚至百万计的不同组合。但这条染色体固定之后，所有这些多样性都将消失；从此，整个种群中这一百个基因只会有一种组合，即这条染色体上的组合，只不过是碰巧与有益突变基因共存于一条染色体。

这种多样性的丧失是灾难性的。而以100个基因为例仅仅是简化，实际上无性生殖的生物往往拥有数千个基因，它们的多样性可能在一次选择性清除过程中全部消失。这导致“有效”种群规模严重缩水，使得无性生殖生物种群极易灭绝。对原核生物而言，这几乎是常态；而几乎所有无性生殖的动物和植物，都会在数百万年内走向灭绝。

这两大过程——积累轻微有害突变与选择性清除导致种群多样性丧失——共同构成了选择干扰。没有基因重组的情况下，针对特定基因的自然选择会影响其他基因的选择。而有性生殖带来的染色体承载着千变万化的等位基因组合，即流动的染色体。这使得自然选择能够直接对每个基因进行筛选。自然选择仿佛全知全能的神祇，逐一检视每个基因并作出裁决——这才是有性生殖的最大优势所在。

问：那群失去Y染色体的穴居小精灵，是否就此抹去了性别的界限？它们是如何进行性别的划分呢？或者是不是整个种群都同属于一个性别，根本无需性别基因的组合？

并非如此。失去了Y染色体的黄褐田鼠，仍旧呈现出雌雄之别。无论雌性还是雄性，它们的核型都为2n = 17,X。也就是说，它们拥有8对常染色体外加一条X染色体，染色体总数为17，且为奇数。但它们性别之分依旧清晰，能够交配并繁衍后代。这听起来或许有些异乎寻常，但生物学的魅力就在于它的种种异常现象。Y染色体的缺失，理应意味着缺失了SRY基因——那个在哺乳动物中负责发出性别决定信号的关键基因。

有研究者推测，黄褐田鼠的Y染色体在不断退化后，SRY基因便“跳船”至其他染色体上安家落户。但至今仍未能找到确凿证据。另有观点认为，并非Y染色体退化，而是该种群本身是由远古时期一种拥有XX基因型的雄性祖先演变而来。总而言之，至今仍无人能明了其性别决定机制的真相。

无人能明了并不出奇。

实际上，动物的性别决定机制远比生物学教科书所描述的更为复杂多变。在漫长的时间尺度上，这一机制是相当灵活且充满变化的。可以将SRY基因视作由整个基因组授权，负责决定性别的“管理员”。它的职责就是发送一个信号：“我是雄性”，随后一系列执行基因便会接收到信号，启动将胚胎塑造为雄性的过程。

例如，将初始的卵巢结构萎缩，用雄性激素对新生大脑进行“洗礼”，将应发育成阴唇的组织焊接成丁丁等操作。男性读者请留意自己丁丁下方那条隐约的纵向轮廓，那便是焊接的痕迹。其实，这一系列执行机制比SRY基因古老且稳固得多。性别决定机制应该有一个极为基础的共通点，而各个基因的作用不过是进行一些细微的修饰而已。就如同一家历史悠久的公司，而SRY不过是其中一位任期有限的“首席执行官”。

而一些更为低级的生物，甚至可能完全不由某个特定基因来下达性别指令。例如蚂蚁和蜜蜂这样的社会性昆虫，它们的性别决定机制简单粗暴至极——大部分品种中，雄性是由未受精的单倍体卵子发育而成，而雌性则来自双倍体。这种进化策略意味着雄性天生就带有单套基因的缺陷，以便于在严苛的自然选择中被淘汰。

的确，雄蚁和雄蜂不过是短暂参加一次繁殖竞赛的生物机器，不论是否成功繁殖，它们很快就会死亡。许多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甚至没有性染色体，性别由孵化温度来决定。放眼整个动物界，性别决定机制真是千奇百怪，随意而为。

诸如寄生虫、染色体数量、激素水平、环境因素、压力水平、种群密度，甚至是否失去了唯一的雄性成员等，都可能成为决定或改变性别的因素。而像哺乳动物这样依靠固定的性染色体来决定性别的，在进化上已算是高度组织化和专业的模式了。

那么，为何哺乳动物的性别决定基因会“更迭”？为何Y染色体会普遍逐渐萎缩？这实际上是同一问题。

原本，Y染色体与X染色体是相匹配的，也就是说，在SRY基因刚刚接任发令职责时，Y染色体的长度和基因数量与X染色体相同，以人类为例，它们都是较长的染色体。然而如今，X染色体保持着原有的长度，而Y染色体却大幅萎缩，只剩下SRY等寥寥数个基因保持活跃，其他基因要么丢失，要么处于休眠状态。对于这一问题，目前比较令人信服的解释是“基因性别战争”，这是一种颇具神秘色彩且极富魅力的进化理论。

简而言之，由于X和Y染色体的性别分化，进化过程中，逐渐在X染色体上积累有利于雌性的基因，而Y染色体上则积累了有利于雄性的基因。

常染色体的双倍性可以通过片段交换机制来抑制基因之间因分离而产生的相互攻击，因为在生殖细胞减数分裂过程中，基因无法确定自己最终会被分配到哪一边，攻击行为自然也就失去了意义。而性染色体的情况则完全不同，SRY的存在使得基因的自私本质暴露无遗。

X染色体上更容易产生针对Y染色体的“攻击基因”，因为Y染色体上的基因不得不与X染色体共存，而X染色体上的基因却有2/3的机会不与Y染色体共存。

这样一来，X染色体便拥有了压倒性的战略优势，偶尔出现的攻击使得Y染色体上的基因不是受损就是逃逸，只剩下SRY基因在飞速进化以逃避追杀。然而，最终Y染色体仍难逃一劫。当Y染色体彻底崩溃后，基因组会选定一对新的染色体来接任这一职责，一切重新开始。黄褐田鼠可能正处于这一过渡期。

需要强调的是，以上所有涉及“目的”或“动机”的描述，都应透过进化论的自然选择机制来理解，而非基因真的拥有智慧。

这种观点是不是过于异想天开？实际上，也存在一些基于事实的依据。首先，人类SRY基因的序列非常特殊。它在不同的男性个体中惊人地相似，且几乎没有点突变的差异，这意味着它可能已有20万年未曾改变。然而，与其他近亲物种相比，SRY基因的差异又极为显著，比一般基因的差异高出10倍。这种矛盾，几乎只能用多次选择清除来解释。

此外，至少在某些昆虫，如Acrea Encedon（一种蝴蝶）和一种果蝇中，已发现新近突变出的雄性杀手基因，导致几乎所有的后代都是雌性。在人类中也有一个疑似案例记录在案（见Ridley所著《The Red Queen》）：1946年，两位法国学者记录了南锡（Nancy）市一位匿名女性（Madame B）家族史：她的母亲、母系阿姨、她自己及母系姐妹，两代人共育有72位女性，无一男性。

而且这些女性大多极为多产，有的生了12个、8个、7个孩子。这并非“孤雌生殖”，有男性的后代都数量众多，而选择修道的女性则无后代。这已无法用偶然事件来解释。那份孤本记录没有得到进一步追踪，而当时的科学水平甚至未能引起太多关注。

问：根据当前崇尚读书无用论、流浪明星、外族特征和年轻偶像的风潮发展下去，人类是否会从万物之灵退化为无心生物？

进化生物学家通常不会讨论当代人类的进化原理和趋势，他们的讨论通常止于全新世。即便是像Matt Ridley这样敢于直言的科普作者（他是牛津大学动物学出身），在科普书籍中最晚也只谈到了欧洲中世纪和南美玛雅人。当他真正放飞自我，撰写了《自下而上：万物进化简史》一书，涉及当代人类时，却显得底气不足。评论界已不再将此书视为标准的科普作品，而是将其归于哲学加系统论的个人观点。

在这个长篇大论的回复里，我谈及了不少与人类息息相关的议题。尽管如此，在涉及当代人类进化趋势时，我仅简单提及：“穆斯林家庭普遍生育6、7个孩子，而欧洲的白人家庭通常只有一个多一点。如果不改变这一趋势，不出四代人，穆斯林便可能改变欧洲的面貌。”我后来特地加上了这句黑体强调的话，这半句话透露出的信息其实颇具威胁性，希望读者能领会这一点。

我个人并不认同穆斯林会改变欧洲这一观点。之所以加上这半句话，不仅是为了使论述更加严谨，也正因为当下的人类进化理论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弱点：即我们现在拥有足够的能力和智力（而非智慧）去干涉进化的过程。

先前对于进化问题的回答，我都围绕着繁殖这一主题进行，这并不奇怪，因为繁殖不仅是生物生存的基本意义，也是进化的动力源泉和实施手段，在进化论中占有无可替代的核心位置。你在思考进化问题时，如果将其引向繁殖这个方向，就能获得最清晰的逻辑链。

然而，这一逻辑在现代人类社会似乎并不完全适用，因为我们正大规模地干预自身的繁殖过程，这正在逐渐削弱进化的两大驱动力——自然选择和性选择。更进一步的是，现代科学技术甚至已经开始触及进化的物质基础——DNA或基因组。

得益于工业化社会的营养条件和医疗技术，婴儿死亡率已经大幅下降，而年轻人在繁殖高峰前的死亡率更是低得惊人，这对进化来说几乎毫无影响。至于繁殖高峰后的死亡，无论你何时离世或以何种方式去世，对进化而言都毫无意义可言。

繁殖本是一项资源消耗巨大的活动，所以进化赋予我们性欲和爱的激励，以驱动繁殖行为，并在社群性动物阶段形成了推动繁殖的宗教或家族观念等meme（我并不喜欢“迷因”这个中文译名，更倾向于使用道金斯的原词）。然而在今天，人类已经学会享受性欲和爱的奖励，而不必实际进行繁殖行为，并在短短几代人的时间里将繁殖meme打得粉碎。

至于择偶和生育率这一社会动物进化的关键机制，首先受到一夫一妻制的限制，随后又因现代家庭结构的变化和婚外生育现象的增加而变得更加随机，最后还受到避孕技术、计划生育政策和社会压力的影响，与生物品质完全脱钩。

如今，我们已无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样的生物特性或基因型可以增加后代的数量？在问题中所提及的那些特性——比如崇拜读书无用论、追求明星生活方式、对西方人尺寸的羡慕和对年轻男子的偏好——并非真正的生物特性，而是属于meme层面的衍生现象。即便我们将其视为基因表现的生物特性，它们也无法转化为实际的繁殖成功。

就算你因此更容易找到性伴侣，在婚姻市场上更受欢迎，你真的能比传统的潮汕妇女生育更多孩子吗？欧洲的穆斯林在第一代可能生育率较高，但当他们后续世代融入当地社会，又会怎样呢？在生物特性对择偶和生育影响逐渐减弱的当下，meme的影响力似乎更加突出。然而meme并非由基因决定，而是由V2产生，并在V2中传播，变化速度极快，与经典的进化机制脱节。在V2掌控的时代，经典进化论那种用数千代时间筛选基因的缓慢过程已经完全跟不上节奏。

这正是为什么进化生物学家很少谈论现代社会的原因。他们的毕生研究在此时此刻正逐渐失去意义。

然而，这种混乱与解构在生物进化的历史长河中并不是首次出现。实质相似的剧变，在历史上至少还有两次。其核心变化在于社会网络的发展导致了智能的飞速提升，新兴的智能开始解构原有的生命/进化模式，并构建起适应自身需求的新模式。

在此，我提出一个核心观点：智能的本质是复杂通信网络的自组织行为。巨大的、分布式的复杂通信网络是目前所知智能的普遍形式，也可能是真正智能的唯一形式。

让我们回到故事的起点。一个孤立的基因，微不足道，难以言表其低能——它仅能制造一个蛋白质，这个蛋白质或许是某个未知用途的构建模块，或是触发一个令人费解的生化反应。它甚至没有节制，只要一启动，就会无休止地制造蛋白质。然而，当数以千计的基因结合成一个巨大的化学信号网络（我们称之为基因组）时，这个网络立刻展现出惊人的智慧。

它为自己创造了（或者更准确地说，从无机界“接管”了）细胞——这些生命的载体和豪华住所。单细胞生物，如细菌，已具备各种技能，能吃会排泄，能移动，能适应不同环境，能制造操纵电子和质子的纳米级机器，它们甚至比人类更胜任化学家这一角色。

尽管如此，单细胞生物还是屈服于环境的暴君之下，毫无还手之力。

细胞们开始抱团取暖，例如形成叠层石这样的群居结构。随后，发生了另一次网络构建：多细胞生物诞生了。多细胞生物中，所有的细胞后代共同分工协作，它们之间的通讯网络即是V1。在这里，我们需要明白：一旦形成网络，单个细胞的生活意义和进化方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法国生物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弗朗索瓦•雅各布精辟地总结道：“每个细胞的梦想都是分裂为两个细胞。”这是生命的本质所在。

然而，在多细胞生命体中，绝大多数细胞在完成有限次数的分裂后，就停止了繁殖。他们放弃了繁殖这一生命最原始的活动，仅仅为了形成一个更强大的生存机器，以确保寥寥几个（或数百万个）生殖细胞能够成功繁殖。那些背离了这一道路、重拾梦想的细胞被称为癌细胞。多细胞生命所展示的智能是V1网络的智能，它是通过基因组自我复制并联网后形成的，这一过程提升了生命的层级。最典型的例子是植物智能。

在这些群居结构中，有些因为先天缺乏叶绿体，它们不得不争夺其他生命体的有机物质，因此它们必须分化出一类细胞，执行迅速的应激功能。V2网络的出现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的速度比V1快了成百上千倍。更为关键的是，V2网络拥有直接连接的刺激功能，这比V1通过化学信号扩散的刺激要精确得多。如果说V1的联网寻址像无线电广播频道，V2的联网寻址就像电话拨号。复杂度的提升无法用言语形容。

V2网络不可避免地孕育了更高层次的智能。从神经节到最原始的大脑，局部形成的神经细胞群落越来越庞大和复杂，最终演变成专门的智能器官。这一进化过程的巅峰之作便是人类大脑，它将神经细胞网络智能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智能的三大功能——记忆、世界建模和预测——在人脑中均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

进化的步伐正变得越来越快。人类大脑形成不久，就开始了网络化进程。这并非从互联网开始，而是自人类社会形成以来的各种组织。我们可以将部落、教会、国家、企业、军队等视为大小不一、相互嵌套的生物体。这不仅仅是比喻，它们确实具有生物的特征，如新陈代谢、应激性、生命周期、不可避免的衰败、后代和特性的继承。

那么，这些“生物”的生殖细胞是什么呢？答案是那些能将抽象架构、思想和知识浓缩并传递给后世的人。曾经有人质疑为何社会要供养那些只吃饭不工作、不产生经济效益的知识分子，现在我们知道了答案。

教义、科学或meme正是这些生殖细胞携带的基因。以快餐连锁店为例，一旦其管理基因被证明成功，就会无限复制，在各地播种，产生无数的克隆后代。历史上的强人，如希特勒、成吉思汗，都非常清楚这些生殖细胞的重要性。当他们决定灭绝“波兰怪兽”时，他们首先将生殖细胞聚集起来消灭。包括诗人在内。

人类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复杂生物体内生存和发展了数千年。它们中的许多已经灭绝，没有留下后代。然而，有些生物，如古罗马，在经过一千多年后仍能孕育出新罗马。总体而言，这些生物的智能并不高，与构成它们的人类个体相比，它们尚未经历飞跃性的升级。这是因为人类源自小团体生活的猿类，等级观念根深蒂固。

人类社会的网络结构几乎都是倒置的树形等级网络，而非成员相对平等的分布式网络。简单的逻辑告诉我们，一个完全由单一节点控制的树形网络不可能比构成它的个体更聪明，它只能更强大。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绝对，每一个成功生存的树形网络，在其高层面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布式集体智慧。那些真正实行单点控制的网络很快便会消亡。

这就是为什么互联网被认为是进化史上的一次革命性突破。

它与基因组、多细胞生物、人类大脑的出现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将它称为V3并不夸张。观察这四个事件之间的时间间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进化步伐的指数级加速。而我们正生活在V3刚刚降临的时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混乱、解构和重构。

多细胞生物需要数千万年、数亿代才能完成的重构过程，我们可能在短短几代人之内就能完成。在重构之后出现的超级生物，将以全人类的分布式通信网络为基础，以光速运行，无论是单点精确寻址还是大面积频道广播，都同样犀利。这个层面上的智能是否具有意识或主动性，可能远超我们的理解和感知范围，就像任何一个神经元都无法理解大脑的奥秘一样。

回到最初的问题，在这样一个超级生物体内，个体人类的进化和生殖前景如何呢？我们继续在历史中寻找答案。

在四次重大的网络化过程中，最民主、最分布式的是第一次。真核生物基因组中的每一个基因都享有完全平等的生殖权，哪怕是那些功能不明、被视为寄生性质的DNA单元，通常不计入基因组，它们也会跟着一起复制。这个“社会”中的生产者不足总数的10%，但资源充足，足以支撑剩余的90%。因此，无论它们如何朽烂、寄生，整个群体仍能共同繁殖。这一阶段的功能分化也相对较小，因为当时的生命体过于简单，只会一种功能，所谓分化只能是开或关。

然而，在多细胞生物中，细胞间的功能分化变得激烈，伴随着形态的分化，生殖权也迅速集中。例如，在V2网络中占主导地位的神经细胞，其生殖权已降至极低水平：它们甚至不如肝细胞、上皮细胞这些负责后勤的细胞，一旦形成就不能再分裂。它们无法分裂的原因在于，这些神经细胞的特化程度极高，它们的功能和连接在胚胎期就已经规划完毕，后期的分裂已无实际意义。

类似地，在社会昆虫如蚂蚁、蜜蜂、白蚁中，它们的网络智能模式与人类的互联网非常相似。它们同样经历了剧烈的形态和功能分化，同样存在生殖垄断。